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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文化与文学

  在中国,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。庄周主张,物我合一,天人合一,齐一生死。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,倡导“乘物而游”、“游乎四海之外”、“无何有之乡”。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,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。追求绝对自由、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,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。

  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,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,到古希腊悲剧中,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,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,尼采认为,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,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,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。

  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,酒神精神无所不往,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。因为,自由、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,因自由而艺术,因艺术而产生美。

 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,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。“志气旷达,以宇宙为狭”的魏晋名士、第一“醉鬼”刘伶在《酒德颂》中有言:“有大人先生,以天地为一朝,万期为须臾,日月有扃牖,八荒为庭衢。”“幕天席地,纵意所如。”“兀然而醉,豁然而醒,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孰视不睹山岳之形。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。”这种“至人”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。

  与官司人、商人、匠人、农人相比,文人似乎和酒更有缘分。一是文人多嗜酒。酒能激发灵感,活跃形象思维;酒后吟诗作文,每有佳句华章。饮酒本身,也往往成为创作素材。一部中国文学史,几乎页页都散发出酒香。李白和杜甫,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,都终生嗜酒。李白自称“酒仙”,杜甫因有一句“性豪业嗜酒”,被郭沫若先生谥之为“酒豪”。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,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(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)“醉里从为客,诗成觉有神。”(杜甫《独酌成诗》)“俯仰各有志,得酒诗自成。”(苏轼《和陶渊明〈饮酒〉》)“一杯未尽诗已成,涌诗向天天亦惊。”(杨万里《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》)。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:“雨后飞花知底数,醉来赢得自由身。”酒醉而成传世诗作,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。郭老还煞费苦心地统计出,在他们现存的诗作中,言及酒的,李占17%,杜占21%。这就使我们想到,假设没有酒,李杜的诗歌一定会少了许多韵味,我们今天读到的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,也一定会薄了许多。

  二是文人饮酒特别讲究那个饮的过程,特别讲究饮酒过程中的那套繁文缛节。于是,便要制定颇为严刻的觞政,便要舞弄花样百出的酒令。那酒令,可不是好玩的,是对人的聪明才情、知识水平、文学修养和应变能力的严峻考验;没有满腹诗书和机敏睿智,是要临场出丑的。文人们硬是把这一套玩出美妙的极至,硬是把经史百家、诗文词曲、歌谣谚语、典故对联等等文化内容,都有出神入化地囊括到酒令中去了。于是,酒宴始终,便充溢着浓浓的而又绵绵的书卷气和文化味。觥筹交错中,不仅享受了酒的醇美,也享受了文化的馨香。古代文人宴饮时的逸雅情趣,我们是不能亲眼见识了,只能从《红楼梦》、《镜花缘》等小说和记载酒令的书籍中窥知若干。由于文人的参与,饮酒才饮出了档次,饮出了境界,饮出了无限风光。酒文化中的精彩部分,实在是文人创造的。“五四”以后的现代文人,也常相聚宴饮,连鲁迅先生也多次参加,《鲁迅日记》中常有记载。他那首诗《自嘲》(诗中的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”成为名联),就是在郁达夫做东的宴席上做成的。郁达夫更嗜酒,曾有“大醉三千日,微醺又十年”之句;酒中醉中,他乘兴做出许多好诗文。新文人雅集,樽俎之间仍然充满文化味,谈诗话文,即席吟咏,仍是一大主题。丰子恺就曾写道:“世间最好是酒肴,莫如诗句。”五四运动,狂飙突起,涤荡了旧世界,但千古传下的酒文化仍然一脉相承。创造新文化的新文人,一端起酒杯,仍似他们的先辈。

  不仅为诗如是,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,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。画家中,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,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,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。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,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,只好写诗自嘲:“看月不妨人去尽,对月只恨酒来迟。笑他缣素求书辈,又要先生烂醉时。”“吴带当风”的画圣吴道子,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,醉后为画,挥毫立就。“元四家”中的黄公望也是“酒不醉,不能画”。“书圣”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《兰亭序》,“遒媚劲健,绝代所无”,而至酒醒时“更书数十本,终不能及之”。李白写醉僧怀素:“吾师醉后依胡床,须臾扫尽数千张。飘飞骤雨惊飒飒,落花飞雪何茫茫。”怀素酒醉泼墨,方留其神鬼皆惊的《自叙帖》。草圣张旭“每大醉,呼叫狂走,乃下笔”,于是有其“挥毫落纸如云烟”的《古诗四帖》。